乳癌政治”与“世界乳癌日”

　　也许人们并未注意到10月19日——世界乳癌日，以及刚刚过去的2005年10月被确定为“国际乳癌知晓月”。但一个严酷的事实却是人们不得不关注的，中国主要城市近十年来乳癌的发病率增长了37％，死亡率增长了38.9％，农村的死亡率增长了39.7％，乳癌已成为威胁中国女性不折不扣的“第二大癌症杀手”。因此，以粉红丝带为标志的关注乳癌防治运动，无疑也是值得中国人关注的。

　　由于父权制的长期统治以及对各领域的影响，对女性的身体、特别是对与女性的性征、生育有关的乳房的医学研究，也深深烙上了性别不平等的印记。早在古希腊，被称为“医药之父”的希波克拉底就认为，女人在生理上不如男子那般完美。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也对身体的探讨颇感兴趣，然而他偏执且毫无根据地认为，乳房和月经是雌性动物劣于雄性动物的生物性标志。就在这一时期，已有对乳腺癌诊断与治疗的记载了。虽也有手术、敷药等治疗方法，但疗效十分有限，因此古代女性一旦罹此疾患，不得不诉诸于宗教、神迹。歧视女性的偏见还借此散布一种相当恶毒的看法:乳癌是上帝对女人的惩罚。之后，虽然医学对乳癌的认识与医治有所推进，但直到18世纪，患此疾病仍被当作是非常隐秘的事情，人们往往只能以隐讳的词语来谈论它。直到19世纪下半叶，现代麻醉技术和防腐剂的发明，手术切除并加上放射和化疗有了更广泛的运用，乳癌的治疗和疗效才开始有了较大的推进。对乳癌发病原因的探讨，也因乳腺癌基因BRCAI在上世纪被发现，遗传被列为乳癌发病的第一因素；而高度工业化、环境污染的加剧及生活方式的改变，亦被列入与乳癌发病相关的重要因素。

　　然而，医学科学的进展并不能改变一切。

　　在社会日常生活中，由于男尊女卑传统观念的影响，乳癌仍是一个有所忌讳的话题，或被视为是因女性性别而导致的一个相当大的“麻烦”。在这种观念影响下，罹此疾患的女性往往感到抬不起头来，还出现自我孤立的情况，疏远自己的亲人和朋友，并将所经受的病痛归咎于自己拥有的女性性别。而研究也发现，经手术切除患癌乳房后的女性，抱怨、疏离和自我孤立的情况可能更加严重。这些都说明，疾病及其诊断与治疗并不仅仅只是医学的事，同时也是与社会文化与思想观念直接相联系的，必须清除笼罩在乳癌上的性别不平等偏见。与此相关，女性主义研究还指出，长期以来在对乳房和乳癌的言说中，主导的是男性立场及父权制意识形态，而女性自身却是“无言者”。因此，女性要成为自己乳房的主人，就有必要开展一场“夺回乳房描述权”的运动。在这一思想支配下，近25年来女性主义以各种形式来描述乳房和乳癌，为此而创作的诗歌、散文、摄影等作品不计其数，有些作者直接以自己的乳房为素材，所以也有“我们的乳房故事”之称。

　　由于习惯上乳癌仅仅被当作是妇女的事情，被男权中心主义主导的政府及科学界、医学界对这一疾病的重视程度不高，防治研究资金的投入更是少得可怜。为此，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，西方女性主义和有关团体还开始了一场要求社会和政府关注乳癌、正视妇女健康的运动，并且很快形成高潮。从那时起，美国的乳癌患者与支持者每年都要在旧金山市举行大游行，呼吁政府和民众对这一疾病及妇女健康的关注，参与游行的一些乳癌病人裸露自己被切除乳房的胸部，以表达她们的强烈诉求和与乳癌斗争的勇气，产生了很强的社会震撼作用。《纽约时报杂志》在显著之处刊登了《愤怒的乳癌政治》等文章，杂志封面是一个经手术切除了乳房的女性照片。乳癌防治的问题迅速演变成为遍布全美的全国性政治运动。结果是联邦政府对乳癌防治的预算也确有大幅度的提升，从1992年的9千万美元猛增到了1995年的4亿2千万美元。

　　一些人特别是部分科学界人士对此进行批评与反对。他们认为，这是以政治压力扰乱医疗和科研的预算分配。政府和一些基金会大幅度增加对乳癌防治研究的资金投入，实际上必然会减少对其他癌症和疾病的防治研究资金。尤其是当对癌症的基础性研究的预算被减少时，就会影响对各种癌症的防治研究。而女性主义及乳癌防治运动者则反驳说，医疗与科研资金的不公正分配实际上一直都存在着，一个根本原因是这些领域长期深受男尊女卑不平等观念的影响，导致侧重于男性疾病的研究与防治。即使是男女两性都可能罹患的疾病，也大都是以男性作为研究对象、或是将男性确定为标准。这些，造成了乳癌等女性疾病的防治及研究资源相对贫乏，针对乳癌治疗的方法开发项目也很少。女性主义将这种情况称之为“对乳癌和妇女的漠视”，并指出正是医疗与科学研究资源的分配不公正，使现代社会中乳癌的发病率得不到遏止，患病的女性因而备受折磨。所以，对乳癌等女性疾病的防治与研究，也只有作为一个政治问题，纳入到公共资源的合理分配与公共政策的合理制定贯彻之中——使女性也与男性一样，平等地享有包括医疗、科学研究等公共资源，才能使问题真正得到重视和解决。